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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化县一九二七年农民运动始未

时间:2015-06-26 09:02:50  来源:遵化党史网  作者:  点击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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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化县一九二七年农民运动始未
 
作者 张    
 
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,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农民(主要在南方),进行了轰轰烈烈、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。在中国北方也曾有过不同规模和不同形式的斗争。一九二七年遵化的农民革命运动,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一场发展较快、规模较大的北方农民革命运动。一九二七年春,党以“农民协会”的形式,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,开展了反对军阀统治,抗捐抗税的斗争。同年秋,党又组织农民成立了“京东人民革命军”(简称革命军),在北方第一个举起“土地革命"的旗帜,进行了打土豪、分财产的武装斗争。这次武装斗争,虽然遭到失败,但是,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方农民运动的历史上,写下了光辉的一页,为以后冀东人民的武装斗争,点燃了星星之火。
组织“农民协会”
一九二六年秋,盘踞在河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,为了扩大军费来源,对付北伐革命战争,强迫农民购买“旗地”地权,借机向农民敲诈勒索,这就是所谓“旗地变民”①。直接受奉系军阀控制的遵化县公署宣布“旗地变民”后,引起了广大种“旗地”农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。为了有效地反对“旗地变民”,党组织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,成立了“农民协会”(通常称“农民会”),以便领导农民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。
“旗地”是清初满族八旗军队有功将领用跑马占圈的方法霸占的农民土地,借此向农民收取高额旗租。辛亥革命以后,清室陵夷,旗地已入粮升科,由地方官府征税。“旗地变民”,实际是反动军阀强加给农民的一项巨额负担②。
军阀政府借口“旗地”变“民地”,除征收例行的租税外,于一九二六年年底,又强迫农民以好、中、差每亩数元不等的代价,换契立照,美其名为买得“旗地”的所有权。并强令农民限期交纳,逾期不交者,加税罚款,或没收土地,由政府拍卖,违者即被关押③。 
为加快征收这笔捐税,官府与一些土豪劣绅互相勾结,官产局将收税任务包给当地一些土豪劣绅(如铁山岭的崔尽臣、纪各庄的卞芳舟、山里各庄的赵梅岑、县商会会长李绍尧等)。他们又层层加码,把每亩地捐由一至六元现洋加到四至八元不等,从中渔利④。此时,正值农历年关,粮价低(那时五毛钱一斗玉米),银根紧,广大农民不胜其苦,走投无路。
就在这时,玉田农民反抗“旗地变民”的斗争取得胜利的消息传到遵化,使遵化人民受到极大鼓舞,广大农民,迫切盼望尽快组织起来,向军阀政府进行抗捐斗争。
一九二七年二月间,中共玉田县委 (当时遵化县尚未建立共产党组织)通过与遵化西下营有联系的农会代表孙庆田了解到这一情况后,当即决定由玉田县委书记张金岩(张明远)、县委委员杨春林到遵化开展工作⑤。他俩到遵化后,首先投奔城里的老熟人——进步的国民党党员、原南街路东同仁医院 (现城关镇机关所在地)大夫韩仰文,在那里落脚,然后秘密开展工作。开始,经同仁医院大夫高继先介绍,与进步的国民党党员、纪各庄小学教师王麟阁等取得联系,了解情况,并得到他们的掩护和帮助。先后认识了卢各寨完小的兰小川、樊峰岚、张益详,南岗小学的李明辉、小马坊的黄瑞阁、菜园村的刘宝英、杨官林的张荣轩等一些进步的小学教师,并对这些人进行宣传发动工作。以后,通过孙庆田的线索,结识了城西郝各庄有活动能力的农民王润清,和塔头寺的道士王浩然,又由他俩物色了西下营,塔头寺、关山口、兴旺寨、城子峪(现为西三里乡肖庄子、后府、下府等十三个行政村)等村的一些农民活动积极分子,有兴旺寨的王品一、城子峪的肖林清等。张明远,杨春林向这些积极分子宣传玉田农民组织起来,成立农民会、反抗“旗地变民”、火烧县议会、捣毁县衙门、打跑县官取得胜利等生动事实,动员他们按照玉田的办法,联络各村农民,成立农民会,带头反抗“旗地变民”。于是,在张明远、杨春林的带领下,这些农民活动积极分子和那几位进步的小学教师团结在一起,经过二十余天的紧张工作,首先建立了以塔头寺、兴旺寨、城子峪为中心的三个区农会组织,有五十多个村庄成立了农民会,会员达二千余名⑥。同时,还争取了拥有旗地较多的城西黄土岗子的地主刘祝三,也参加了反对“旗地变民”的斗争。四月间,农会组织在城西很快发展到一百余村。到十月间,下石河、铁厂、大寨,新店子、东新庄、平安城、小马坊、鲁家峪,堡子店等地二百个村庄(主要在城西和南部邻近玉田边界)也成立了农民会,这时会员约达二万人。随着农会组织的发展,先后成立了区农民分会和县农民总会。王润清、王品一、肖林清均为县农会负责人。
为了加强对农会的统一领导,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六目,中共顺直省委特派员、京东特委书记叶善枝(十月十四日成立京东特委,张明远、杨春林任委员),以省农民协会的名义,在遵化县城子峪祥云庵(现西三里乡办中学处),召开了玉田、遵化、丰润、蓟县、迁安五县农民代表会,成立了京东农民协会,杨春林当选为会长⑦。从此,农民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围城请愿示威
一九二七年四月间,遵化县公署派人下乡催交税款,得知农  民暗中组织团体,酝酿反抗官府时,便开始捕人,企图破坏农民反抗“旗地变民”的斗争。
四月十七日,塔头寺村的会首王振庸,因多次秘密放走“变租户”,被官府以“抗捐罪”逮捕入狱⑨。消息传出,激起了城西广大农民的无比愤慨。张明远、杨春林抓住这一有利时机,立即召集城西农会代表到兴旺寨王品一家中开会,共同研究抗租和救人的对策,决定发动群众,到县城请愿示威。为了取得这次斗争的胜利,吸取了玉田的经验教训,做了比较周密的组织准备。估计官府可能进行武装镇压,决定参加请愿示威的群众,一律携带武器。会后连夜向各村发出通知,要求各村农会代表率领全体农会会员,于四月十八日⑩午饭后到城西史家坨集合⑾。
十八日中午,参加请愿示威的群众五千余人,手持棍棒、刀、矛、火枪等各式武器,齐集在史家坨。八户庄三十多岁的妇女张文兰,其丈夫因抗租被官府压在狱中,这次她拿起菜刀,积极地参加了请愿示威的行列。队伍出发之前,张明远、杨春林和农会代表做了深入地宣传发动工作,并宣布了纪律。当时,群情激昂,一致表示,要同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斗争到底,以誓死的决心,争取斗争的胜利。
当请愿示威队伍正准备出发时,城里派来两名衙役,到兴旺寨找会首王恒催草。那时,王恒正在史家坨会场,他一听要围城,便悄悄地溜走了,刚走到万福庄,正巧与下乡催草的两名衙役碰头,就报告了史家坨群众集会的情况和行动计划。因此,遵化县公署事先有了准备,四门紧闭,武装巡警在城墙上戒备森严。
整齐雄壮的请愿示威队伍,按照予定计划出发了。队前高举着“为取消旗地变民而斗争”的横幅,向县城涌进。当请愿的先头队伍距城一里多路的时候,从城墙上发出一阵枪声。然而,决心斗争到底的群众,并未因此而惊慌后退,反而更加激愤。在张明远、杨春林的带领下,请愿群众高呼口号,跑步前进,直至遵化城北门。当时县长冯士棋正在城墙上亲自指挥保安队巡逻警戒,请愿群众见此情景,愤怒至极,在城下高呼:“县长出来答话!”同时高呼:“取消旗地变民”、“惩办土豪劣绅”、“释放被捕的农民”等口号。县长被迫叫群众派代表讲话,于是,张明远、杨春林向县长说明来意,提出条件,并投进请愿书。县长听后威胁说:“旗地变民是三、四方面军团部 (当时奉军的最高指挥机关)的命令,谁也不准违抗!”群众代表愤怒地说:“旗地就是民地,已经向官府交了税,为啥还要交‘变民税’?农民已被苛捐杂税逼得倾家荡产,走投无路,军团部的命令还要把人斩尽杀绝吗?”县长怕把事情闹大,不敢轻易动武,便施挑拨离间之计,说什么“你们都是好老百姓,本官不怪罪你们,你们不要受坏人的指使,不要上当,先回去吧,交纳变地捐的事,我向上司请示,以后再说。”大家当即识破奸计,给予反驳:“是你们逼得我们走投无路,才来这里的;这里都是好人,没有坏人!”接着,高呼口号,此起彼伏。在群众的强大威力下,县长最后被迫答应,一定请示缓征“旗地变民”捐,并表示,在上司未答复之前,不再催征。并当场释放关押的农会会员。接着,张明远、杨春林等人又代表群众向县长提出:  “必须严惩罪大恶极的卞芳舟、崔尽臣等土豪劣绅!同时列举了他们借经办“旗地变民”捐之机,敲诈勒索以及平时渔肉乡里的罪行。县长也答应予以调查,如果属实,定要依法惩办。斗争达到了予期的目的,这时,天色已晚,为了显示群众的力量,又高呼一阵口号,列队而归⒁。
数日后,遵化县公署在城关四门贴出告示,宣布缓征“旗地变民”捐⒂。
这次斗争的胜利,使农民群众受到极大鼓舞,经受了斗争锻炼,看到了团结起来的巨大力量,为后来的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。但是,由于县委把工作重点放在玉田,遵化领导力量较弱,加之敌人到处抓捕农会领导骨干,因此,除与玉田东部接壤的一些村序直接参加玉田农会活动外,其它地方的工作一时进展缓慢。
参加玉田暴动
一九二七年九月下旬,中共北方局书记王菏波到玉田16。首先找到玉田中心县委书记张明远,并听取了汇报。然后,于九月二十四日,在玉田虹桥召开了玉田中心县委扩大会议。会上,王菏波传达了党的“八七"紧集会议精神,及顺直省委“关于京东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定”,分析了“京东四县"的形势,提出了“扩大革命力量,准备武装暴动”的任务⒄。县委根据王菏波的意见作出决定,着手准备发动武装暴动,并拟定了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计划。
 会后,县委成员作了分工,杨春林到遵化,张明远等深入玉田农村,分头做组织发动工作。王荷波在中心县委负责同志陪同下,到郭家屯等几个村庄视察,宣传南方的革命大好形势,号召农民拿起武器为建立工农政权做好准备⒅。  
    为充分动员群众,检阅武装力量,做好暴现准备,于十月十日(辛亥革命纪念日,被定为中华民国国庆节),以纪念“国庆”、欢送原任县长与欢迎新任县长为名,在玉田城东关搭起台子,召开了有一万余人参加的农会会员大会。邻近玉田的遵化、丰润和蓟县的农会会员,也远道前往,参加了大会⒆。
会上,中心县委负责人张明远、张洪讲了话,号召农会会员团结起来,壮大武装自卫队,随时准备给破坏农会的反革命分子以沉重打击。当到会群众手持刀枪、棍棒,准备列队进城游行时,县公署即下令关闭城门,官吏和豪绅们也躲进县城里。于是,在农会干部的率领下,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环城游行,一路上不断高呼口号,显示了农民的威力,为武装暴动打下了良好基础。王荷波同志亲自参加指导了这次大会,并给予了高度评价,事后经顺直省委回到北方局。不久,中共顺直省委派叶善枝来到玉田以加强京东农民暴动的领导⒇。
十月中旬,玉田反动当局对农会开始镇压。警察所长司乃德带着马巡,以催收警捐为名,抓走县、区农会干部七、八人,并扬言要把农会干部全抓起来。当时,京东特委成员正在遵化县城子峪祥云庵参加玉田、遵化、丰润、蓟县、迁安五县农会代表会议,针对这一突发情况,特委召开了有玉田中心县委书记解学海等参加的紧急干部会议。大家一致认为:暴动的条件与时机已经成熟,应该马上发起武装暴动。当即决定,任命张明远为暴动总指挥,张明远、解学海立即返回玉田,发起武装暴动;并决定,在玉田暴动发起后,遵化、丰润、蓟县要立即响应。同时,要求张明远与特委保持密切联系。会后,张明远、解学海即刻赶回玉田(21)。 
张、解回到玉田后,连夜召开中心县委紧急会议,并吸收县农会一部分委员参加。会议制定了简单的攻占县城、建立农民政权的暴动方案,成立了暴动临时指挥部,张明远任总指挥,解学海任副总指挥。会后向各村发出紧急通知,要求农会会员和自卫队员,携带武器,务于翌日在城东行宫和城西三里屯集结待命。
十月十八日,二万多名会员,携带棍棒、长矛、大刀与长短枪,涌向予定地点。县公署发现后,立刻下令关闭城门,并派警察在城墙上巡逻。随后,县长派出代表,提出谈判条件,暴动临时指挥部予以断然拒绝,表示坚决按照计划,从东西两路同时攻城,并派人到遵化向特委书记叶善枝报告(22)。
近午,攻城开始。东路暴动队伍,在张明远、解学海的率领下,首先用铁锤、斧头将城门锁链击断,门闩脱落,遂一涌而入。西路暴动队伍在张洪的率领下,也很快攻入城内。顺利地占领了县公署、警察所、县议会和税务局等反动机关,解除了警察、保安队的全部武装,缴获长短枪一百余支。伪县长、警察所长、土豪劣绅等全部逃匿。临时指挥部当即宣布,全城戒严,进行搜捕(23)。
下午,暴动临时指挥部召开了全城群众大会,由解学海宣布了攻城胜利及施政纲领。大会结束,天色已晚,暴动群众在城内划分的临时驻地宿营。
夜间,正当张明远、解学海带领自卫队员深入店铺、民宅搜捕藏匿的反革命分子时,京东农民协会会长杨春林率领遵化北部一千多名武装农民前来支援,特委书记叶善枝也同时到达(24)。由于时善枝与张明远、杨春林等意见发生分歧,故未继续在城内采取行动。
十月十九日凌晨,暴动队伍撤至郭家屯、麦坡一带。叶善枝于拂晓去天津。叶走后,召开了群众大会,把四百多名武装自卫队员编为农民军总队,动员无枪的群众暂时解散回家。对遵化前去支援的农民表示感谢,进行了热情招待(25)。
会后,农民军分路活动。张明远、解学海率二百余名农民军在玉田城东北一带坚持斗争;中心县委其他同志分别带部分农民军,去各区发动群众,开展斗争,收缴警察的枪支。杨春林到遵化,一面宣传玉田暴动的胜利,一面深入遵化北山一带,做争取土匪的工作(26)。   
    在农民军分别活动期间,奉军曾派出一个团和一个营的兵力到玉田,恢复了城内的反动统治,并到各地“清剿”农民革命队伍。三日内,农民军减少到百人左右(27)。
武装斗争的失败
叶善枝回到天津后,向中共顺直省委汇报了玉田农民暴动的情况。省委根据叶的汇报,决定派省委组织部长于芳舟到玉田地区加强领导。   
十月二十三日,于芳舟率十几名军事干部到遵化城北王爷陵(现肖庄子水库处),与杨春林见面后,派人通知张明远带领农民军到王爷陵整编。十月二十四日,在于芳舟主持下,召开了京东特委和玉田中心县委干部联席会议。传达了省委关于“成立京东革命委员会、第二次攻占玉田城、以玉田为中心,开展‘京东四县’的武装斗争、实行土地革命”的决定(28)。根据省委的决定,成立了京东人民革命军及其指挥机构。任命杨春林为总司令,张明远为总指挥,刘自立为参谋长,李贵林、赵鎛、朱耀中等其他军事干部分别担任团、营长职务。拟定了人民革命军的行动计划(29)。 
会后,以原有的农民军为骨干,召集失散的农民军归队,动员附近有枪的农民入伍。经过几天的整顿,京东人民革命军很快 达到二百余人。在整编期间,制作了绣着镰刀、斧头和“土地革命”四个大字的红旗,缝制了红臂章,油印了一批宣传品(30)。
十月二十七日,京东人民革命军,按照予定计划,开始向玉田进发。沿途散发、张贴“打倒土豪劣绅”、“取消苛捐杂税”、“实行土地革命”的传单、标语,打击当地的土豪劣绅,收缴民团的枪支,壮大革命队伍。当天傍晚,革命军在农会基础较好的刘各庄与西潘庄一带宿营,准备第二天攻打遵化之平安城镇,并做好一切战斗准备(31)。  
十月二十八日,正逢平安城大集,张明远带黄瑞阁等少数人,化装成赶集的群众,首先进入平安城镇做内应,暗中卡好乡团部和警察局的门口,然后,革命军分成小队,向平安城靠近。待商贩摆好案子,赶集的人愈来愈多的时候,人民革命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,迅速占领了该镇,解除了全部反动武装,打死打伤警察和民团数人,缴获长短枪三十余支;捣毁了税局子和盐、斗局子,没收了税局和镇内土豪劣绅的财物。在镇上树起了“土地革命”的大旗,召开群众大会,宣布取消官府的一切捐税,号召群众参加人民革命军,并将没收的财物当场分给群众。傍晚,革命军撤出平安城镇,重返驻地休整(32)。   
 首战平安城获胜,群情激昂,奔走相告;附近群众,纷纷前往慰劳,报告情况,请求支援,当地群众陆续携枪加入人民革命军,革命军很快发展到三百余人(33)。
十月三十日,人民革命军继续向玉田进发。队伍到达鲁家峪时,天已黄昏,革命军集中在鲁家峪的西峪宿营(34)。
 鲁家峪位于遵、玉、丰三县交界处,四面环山,地形复杂,号称“九沟十八峪”,包括大小十几个村庄。这里阶级斗争尖锐,但农会基础较好。东峪村有个恶霸地主刘玉黎,手下有民团二十余人,并与附近村庄的地主武装建立了联防关系,特别是与玉田的恶霸吴殿三的次子吴二秃子掌握的民团,关系尤为密切。当天晚上,人民革命军指挥部,应鲁家峪农会的要求,派部分队伍去东峪收缴刘玉黎的武器,但刘已有准备,据守顽抗。革命军因天黑与地形不熟,几次攻打,未能奏效。约战至一小时,已有两名战士负伤,遂撤出战斗,准备次日再战(35)。    ’!
夜间,刘玉黎与吴二秃子串通,诈称有小股土匪窜到鲁家峪,(有些民团并不积极与农会对立),连夜纠集附近数十村千余名民团,于拂晓前包围了革命军。刚刚建立起来的人民革命军,缺乏指挥和战斗经验,对敌情估计不足,警戒疏忽,当敌接近时,未能集中兵力及时组织突围,而是分兵把口,阻击敌人,双方展开激烈战斗。尽管革命军十分英勇,但新兵占多数,枪法不准,革命军始终处于很被动的地位。最后,敌人从东、西、北三面攻入村内,革命军方被迫分散突围。于方舟、杨春林、解学海、刘自立等率一部分队伍,由鲁家峪村党支部书记李有泉引路,从南面突围,另一部分队伍从西南方向冲杀出去。张明远和赵鎛率少数队伍掩护突围后,在鲁家峪群众的掩护下脱险。在突围过程中,革命军受到了很大的损失,队伍大部分被打散,李贵林等十余名干部、战士英勇牺牲,有二十余人负伤或被俘(36)。
于芳舟、杨春林、解学海、刘自立等突围后,到郭各庄,从王文家套一辆大车,打算到菜园村投奔共产党员刘宝英。当行至丰润县沙流河镇附近的大张屯时,与当地巡逻的民团遭遇,不幸被捕,后解往玉田监狱关押。反动政府对他们施用各种酷刑,可是,他们各个大义凛然,坚贞不屈,同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,并设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。后经组织多方营救无效,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深夜,被玉田县公署杀害。同时被捕的李有泉等人被转到天津监狱判了刑(37)。
张明远、赵鎛等脱险后,率领革命军干部战士二十余人到玉田北部与遵化交界的山区杏树峪、黄家山一带,数日内召集失散的人民革命军三十余人,收编土匪五十余名,在玉田北山和遵化二道山以南地区继续坚持武装斗争。一个月的时间,打垮了遵化小马坊一带十余村的反动地主联防武装,镇压了几个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,没收其财产,分给当地农民群众(38)。 
此间,反动政府曾两次派马兰峪的驻军前来“围剿”。第一次,以一个营的兵力进到平安城、龙虎峪、刘各庄、柴王店一带“搜剿”,未敢入山。第二次,以一个团的兵力,与遵化南部和玉田东北部的反动地主武装勾结在一起,将革命军四面包围,经过激烈战斗,革命军当场牺牲、负伤和被俘三十余人,并将伤俘人员押至平安城全部杀害。只有张明远、朱耀中等十余人突围脱险,其余人员被冲散。张明远、朱耀中脱险后,去天津顺直省委请示汇报工作(39)。 
此后,按照省委的指示,采取了隐藏枪支,转入地下,秘密活动,恢复组织,团结群众,创造条件,等待时机的对策,至此遵化县的农民运动暂时告一段落。
为时两个多月的遵化、玉田农民暴动虽然失败了,但是,艰苦的环境,激烈的斗争,锻炼和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,显示了组织起来的农民的伟大力量,对以后北方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播下了火种,在政治上、思想上和组织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 
注释:
①②《反对“旗地变民”的斗争》,见《可爱的河北》,、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出版。
③李子华回忆录。 
④⑨(13)《遵化县党的建设和农民运动之兴起》,见《遵化史话》⑤⑥⑦1112141920232425262729303133353839张明远:《玉田的早期农民运动和武装暴动》,见1984年第二期《天津党史资料通讯》。
⑧李成民《杨春林传》(打印稿)。
⑩李致明:《反对旗民变民》。
(15)1986年7月访问请愿参加者阎志林记录。
(16)(17)(18)1718黄启权:《王荷波》,见《中共党史人物传》第五卷,1983年11月第一版。
(21)(22)中共无极县委党史办:《农民运动的领导者解学海》(打印稿)。
(28)窦爱芝、刘玉芝:《于方舟》,见《中共党史人物传》第11卷,1983年11月第1版。
(32)(33)1985年4月24日访问张明远谈话记录。
(34)(37)袁春普,张绍良:《党领导的北方农民的第一次武装暴动——玉田暴动》,见《玉田革命史资料》(一),1986年5月出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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